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飞跃的同时，也使关于劳动形态、价值创造过程等问题的讨论更趋复杂，并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亟待我们从理论上作出科学回答。
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新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扬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创见。其主要内容包括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价值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的理论、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起源的理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的理论等。其核心在于阐述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劳动价值论展开过多次论争。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及其带来劳动形态深刻变化的当下，有关论争显得更为激烈。
其一，人工智能的根本属性问题。与传统的工业机器不同，人工智能机器、设备、系统呈现出类似人类智能的特征，引发广泛关注。著名的“图灵测试”旨在说明，如果机器能够在对话上模仿人类到难以分辨的程度，就应该认真考虑其具有智能的可能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表明，基于深度学习算法训练的大规模神经网络模型，已能够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其在生成新内容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的“思维能力”。这一技术进步也推动着人工智能向多模态、具身化方向快速发展。有研究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在特定任务上已能达到类人的输出效果，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模拟人类的思维结果，基于概率预测生成内容以完成指令。这种能力使其展现出不同于传统机器的智能特性。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的行为表现正日益趋近人类智能。从能力方面看，人工智能已在复杂推理、跨领域知识迁移及显性创造性问题解决等方面持续突破，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类人适应性。一个深层的理论追问在于：当机器系统逼近人类认知水平时，是否可能涌现出自我意识或独立的价值取向？这一问题正触及人工智能作为“类人主体”的哲学边界。从劳动价值论来看，人工智能在生产体系中具有怎样的要素属性？它是人还是物？是“人类的”还是“类人的”？
其二，智能劳动的主体问题。1984年，世界上第一座实验用全自动化工厂在日本筑波科学城建成，由此“无人工厂”进入世人视野。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黑灯工厂”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这是一种依靠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和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生产的智能生产模式，因其生产过程中未出现工人，工厂可以在“关灯”状态下运行而得名。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呈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同时，人工智能的不眠不休、任劳任怨，可以规避因工人长时间、高危险、高强度劳动所面临的生理局限、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因而具备“完美劳动者”的优势。因此，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新劳动”，即工业革命带来的“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即将成为过去式；智能劳动将成为新劳动，人类在一些行业中即将被挤出直接生产过程，而退居幕后从事监管、维护与系统优化等工作。人类劳动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离场性和人工智能的在场性，以及人类在研发维护端的“再出场”，共同构成一幅复杂的劳动图景。这要求我们回答，谁才是真正的智能劳动主体？劳动价值论关于工人是劳动主体的有关分析是否仍然有效？
其三，价值创造的源泉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在智能生产体系中，人工智能在显著替代人类劳动的同时，也推动社会财富大幅增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有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的时代无法预见一种“无需人类劳动直接干预”的持续生产过程，当高度自动化的“无人工厂”能够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生产商品时，价值创造的源泉就从人类劳动转向了机器和算法本身。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是否已成为独立于人类的新的价值创造源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人工厂”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从何而来？质言之，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是商品价值唯一源泉”的经典命题是否成立，需要新的回答。
劳动价值论对人工智能应用的解释力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要内容的劳动价值论，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理论解释力；其适用范围的拓展，反而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
首先，人工智能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表现在多个领域多个方面。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人工智能也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
一是作为产品的人工智能。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指出：“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机器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机器是人类过去劳动、知识、智慧的凝结。就此而论，人工智能与纺纱机、蒸汽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是科学家、工程师、程序员等协力制造出来的，是凝结的物化劳动，是具有一定价值量的劳动产品。
二是作为劳动资料的人工智能。马克思在分析“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问题时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在智能生产体系中，人工智能机器作为自动机的进一步发展形态，在本质上仍然是劳动资料，只不过是改变了形态的劳动资料，但终归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三是作为固定资本的人工智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在物质层面仍然是由人类活劳动所驱动的、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生产资料；从资本形式上看，它同时还表现为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固定资本。关于科技进步对固定资本带来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其次，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劳动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是人类生产能力增强的体现。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也是人类克服自身生理局限的体现。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从人工体能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人类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不断突破人身器官的生理局限、延长人的肢体，从而获得自身解放的进程。蒸汽机等机器的发明，使人可以利用人工体能即强劲的机器动力，来实现对自身有限体力的替代。当前，人们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类人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有限脑力的替代。从一个人照料一台机器到同时照料多台机器，从在机器旁现场照料到离开机器远程照料，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自身解放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具有劳动主体性。从应用表现看，人工智能仍未改变在生产研发过程中的人造属性、人为因素，不可能彻底脱离人类自主生产、自由生长。人工智能的一切“行为”，都源于预设的目标函数和训练数据，而非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或社会动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其在技术原理上基于数学统计与模式匹配，仍属于“弱人工智能”范畴。语言大模型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复杂的统计规律，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与大规模训练，实现高质量的文本生成与语义衔接，表现出类人的“理解能力”。然而，其运行机制本质仍是概率建模，无法进行人类意义上的抽象推理，更遑论进行自我意识活动。所谓的自我迭代、自我升级，实则是模型在算法工程师预设的框架与目标下的参数优化过程，不仅高度依赖数据的质量与规模，其演进方向也始终由人类定义和把控，这决定了当前人工智能本质上的人类工具属性。
另一方面，这是人工智能时代“总体工人”扩大的反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分析表明，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总体工人”的概念在不断扩大。“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人工智能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发展，“总体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进一步扩大，其范围早已超出传统工厂的围墙。从本质上看，“无人工厂”并非真正无人，它只是企业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其背后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科研人员、标注人员、运维人员等从事算法训练、数据标注、硬件维护等工作。只不过原先照看、调试机器的劳动者，现在变成了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对机器下达数据指令的劳动者，他们才是智能劳动的主体。
最后，人工智能并非价值源泉。人工智能机器不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甚至还使工人离场，产生人工智能主导商品生产、创造价值的幻象。事实上，人工智能机器是物化劳动的产物，它“作为价值什么也不生产”，无法成为价值源泉。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不具备完全自主性，不能完全脱离人、更不能撇开人的活劳动来创造价值。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无论它“生产”的内容看似多么新颖或有创造力，都只是基于既有程序设计、算法模型而进行的概率推演与结果输出，这一计算过程本身没有社会属性。它必须在人的指令输入、目标设定、过程干预下，即通过人的活劳动才能将凝结的“死劳动”激活并实现价值转移。人工智能生产体系中的价值创造，源于从事智能生产的人类活劳动，源于“总体工人”的智能劳动。为什么人类活劳动看似减少，而一些人工智能企业所生产和实现的商品价值量不减反增？大致说来，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智能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智能生产体系中，价值源于操作、维修、管理人工智能机器进行生产的人的活劳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活劳动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家、数据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进行模型优化工作，这些劳动基本上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全球数字分工体系中难以统计的“数字劳工”所从事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图像分割、语义清洗、内容审核等方面的较为机械、碎片化的工作，这些工作将海量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凝结在底层数据之中。这两种活劳动共同构成人工智能产品价值的真正源泉。
二是不变资本的价值转移。转移到新商品中的价值，既有来自生产原料、辅料等方面的部分，也有人工智能机器的耗费。大批科研人员为新模型架构的研发、算法的迭代优化、算力系统的部署维护等花费大量劳动，凝结进人工智能机器的价值中。而作为劳动资料的人工智能机器，会“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它在生产中“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当然，这种耗费既包括算力硬件等因使用和闲置造成的有形磨损，也包括因技术迭代等原因导致的算法、软件系统的无形磨损。
三是利润的重新分配。《资本论》的有关分析表明，率先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将获得超额利润。不难发现，在一定时期，少数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凭借其在数据、算法、算力等方面的优势，使其个别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行业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形成技术壁垒、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并获取超额利润。这实际上相当于利润在资本之间的重新分配。
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生长点
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必须认真关注和研究劳动形态变化、价值创造空间等方面的理论生长点，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其一，关注劳动形态的重大变化。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劳动是人以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来调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交换过程。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催生出智能劳动这一人类劳动新形态。与机械工业时代生产过程表现出来的在场性、重复性、具体性的劳动形态相比，智能劳动呈现出突出的离场性、创造性、抽象性，实现了人类劳动形态的迭代升级。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中协作发展带来的影响时指出：“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随着智能劳动的发展，生产工人和生产劳动的概念进一步扩大。
在智能生产体系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形成互补协同关系，人工智能承担重复性、高强度、高精度、高风险的程序化任务，人类则聚焦于创造性的劳动。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较多的人投身于“数字劳动”，生产表现出非物质形态特点。数据的生产、流通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产业分支，包括专门从事数据采集、标注、清洗、分类、存储、分析和场景化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数据可被无限复制、人为删除，不像传统使用价值一样具有有用物的特定性、有限性，因此，“数字劳动”难以用时间来量化。应认真研究“数字劳动”对生产性劳动作出的新界定；认真研究智能劳动的新特点，重新审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算、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转化，对劳动量计算作出新阐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应着重研究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其二，关注价值创造的空间拓展。在智能生产体系中，生产活动表现出劳动时间碎片化、劳动管理虚拟化、劳动场所灵活化的重要特点。智能劳动从工厂车间延伸到数字平台、社会网络，价值创造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有国外学者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指出公共网络平台是价值创造的新平台，价值主要源于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提取与资本化，而不限于传统的、有酬的雇佣劳动。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关注、点击、浏览、评论等行为均被记录，被平台用于优化算法和定制更加精确的产品服务。就此而论，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劳工”，包括生产硬件的工人、软件开发工程师、数据处理人员以及通过网络点击产生数据的用户等，在不同形式上共同创造价值。其中，各大网络平台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提供的“数字劳动”，往往是无偿的、被动的且未被传统价值理论所涵盖，这就导致价值源泉的认定变得异常复杂。因此，必须扩展“劳动”“价值创造”“劳动者”等范畴，以容纳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现象，深化对价值创造新空间新特点的认识。
其三，关注劳动过程控制的新特点。劳动价值论不仅深刻揭示了商品价值形成的基本原理，而且为深刻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劳动过程控制不再主要依靠工头的管理监视或具象的生产纪律约束，转而主要依靠数据和算法所构成的系统支配来实现，表现出更大的隐蔽性、内化性和实时性。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零工经济平台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了对劳动过程前所未有的精细控制，通过派单、定价、监督、评级来进行“算法管理”。这就使得劳动过程控制更加“精巧”，形成一种所谓无人参与劳动、无人受剥削的生产“景观”。事实上，不受劳动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劳动”会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持续优化的算法会使劳动异化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的消极活动。恩格斯曾说，人类劳动能力不断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实现恩格斯这一设想，关键在于科技发展的目的要从“价值增殖”转向“人的解放”。就此而论，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使命就在于揭示资本逻辑下科技异化的根源，为科技造福大众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孙来斌，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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